焦循(1763一1820)，字理堂，清江都(今属江苏)人。嘉庆六年(1801)举人，与当时阮元齐名。后应礼部试不第，遂托足疾不入城市十余年，潜心著书。易学著作有《易图略》八卷、《易章句》十二卷、《易通释》二十卷、《周易补疏》二卷、《易话》二卷、《易广记》三卷等。

　　《易图略》成书于嘉庆癸酉(1803年)。自序曰：“余学易所悟得者有三：一曰旁通，二曰相错，三曰时行。……本经文而实测之，易亦渐而明，非可以虚理尽，非可以外心衡也。余初不知其何为相错，实测经文传文，而后知比例之义出于相错，不知相错，则比例之义不明；余初不知其何为旁通，实测经文传文，而后知升降之妙，出于旁通，不知旁通，则升降之妙不著；余初不知其何为时行，实测经文传文，而后知变化之道出于时行，不知时行，则变化之道不神。未实测于全易之先，胸中本无此三者之名，既实测于全易，觉经文传文，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谓相错，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谓旁通，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谓时行。测之既久，益觉非相错、非旁通、非时行，则不可以解经文传文。……既撰为《通释》二十卷，复提其要为《图略》，凡图五篇、原八篇，发明旁通、相错、时行之义。论十篇，破旧说之非。共二十三篇，编为八卷，次《章句》后。”焦循乃有清一代通儒，其治经学主“通核”，曰：“通核者，主以全经，贯以百氏。协其文辞，揆以道理。”此种学风亦贯穿于其易学著作之中。1818年焦氏刻《雕菰楼易学》三书，其中《易通释》与《易章句》皆以所发明之“旁通”、“相错”、“时行”之义解释经文传文。所以，《易图略》一书实为开启《易通释》、《易章句》二书内涵之键钥。

　　“旁通”概念有取于《文言》“六爻发挥，旁通情也”，“相错”概念有取于《说卦》“八卦相错”，“时行”概念有取于《彖传》(《小过》：“过以利贞，与时行也”，《艮》：“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损》、《益》：“与时偕行”)。焦循虽谓“此三者，皆孔子之言”，然其具体建图立说之法却多本苟爽、虞翻之说，可谓其发明皆是出于易汉学。

　　《易图略》有“旁通图第一”、“当位失道图第二”、“时行图第三”、“八卦相错图第四”、“比例图第五”五图。究其原，皆发端于六十四卦二二相偶之三十二对“旁通”卦。“旁通图”以二与五易、初与四易、三与上易之爻变法则，或本卦易，或旁通他卦互易，经三易皆成“两既济”。其“当位失道”、“相错”、“时行”、“比例”四图不过是“旁通图”爻变的中间过程而已。所以，五图实可“会五于一”，以一流程图而示之。

　　以六爻皆阴阳相反之二卦为“旁通卦”，其说见于李鼎祚《周易集解》。虞翻谓《复》与《姤》旁通、《大畜》与《萃》旁通、《颐》与《大过》旁通、《夬》与《剥》旁通、《履》与《谦》旁通、《大有》与《比》旁通、《豫》与《小畜》旁通、《临》与《遁》旁通、《革》与《蒙》旁通、《鼎》与《屯》旁通、《同人》与《师》旁通，陆绩则曰“乾六爻发挥变动，旁通与坤，坤来入乾以成六十四卦”。旁通卦经一定法则爻变而终成“两既济”是荀爽发其端：“阳位成于五，五为上中；阴位成于二，二为下中”、“坤五之乾二成离”、“乾二之坤五为坎”、“乾坤二卦成两既济，阴阳和均而得其正”。焦循则把荀爽乾坤升降成两既济之例扩展到所有旁通卦。所不同者，荀爽以“既济定”为“正”，焦循则以之为“穷”，苟爽以为“贞者，正也，谓正居其所，则吉”，焦循则以之为“当位”，荀爽以无阴顺承者为“贞凶”，焦循以成“既济”者为“贞凶”。荀爽以爻得位成既济者为正，不得正者则求之正，而焦循则以成既济为穷、为终，从而“穷则变，变则通”、“终则有始”。至于对荀爽所谓之据、承、乘、比、求、应等，焦循则仅采其正应之说。于“阴阳无始，循环无端”之说，苟爽似乎只从旁通变到两既济，而焦循则是于穷中求通，终则有始地达到了无端循环之境地。焦循于“旁通”爻变之中，本易汉学正应之说，凡旁通卦“二五先行”之结果即为“当位”，成《家人》、《屯》或《益》、《既济》者为“下应”，成《革》、《蹇》或《咸》、《既济》者为“上应”。凡旁通卦“二五不先行”，而“初四先行，再三上行”或“三上先行，再初四行”，其结果则为“失道”。然而“当位”者又“二五时行”、“失道”者又“初四时行”或“三上时行”，则又返归于旁通。此即其所谓“变而通之”时行之意。以“旁通图”三十二对卦之下体相错，则得“八卦相错图一”，以“旁通图”三十二对卦“二五先行”所得十六卦之下体相错，则得“八卦相错图二”，以“旁通图”三十二对卦“初四易”与“三上易”所得三十二卦之下体相错，则得“八卦相错图三”，以“旁通图”三十二对卦“二五先行”再“初四易”和“三上易”所得八卦之下体相错、以“旁通图”三十二对卦“三上易”和“初四易”，再“三上易”和“初四易”所得四卦之下体相错，则得“八卦相错图四”。而其所谓比例之说，则皆由“八卦相错”四图而来。

　　焦循构建易学五图，目的在于“通释”经文传文。其举经文而证“旁通”者有“大师克相遇”、“不拯其随”、“遇其夷主”、“屯其膏”、“射隼于高墉之上”、“井泥不食”、“升其高陵”、“箕子之明夷”、“三日不食”、“需于泥”、“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天下随时”、“孚于剥有厉”、“立心勿恒”、“山下出泉”、“用拯马壮”等三十例。其举“比例之用，随在而神”有十二例，又有述比例“辞之引申”之法十二条。通观其发明，实以“初通于四、二通于五、三通于上”为根本爻变法则，凡准“二五先行”又“初四易”或“三上易”者，则“当位”，凡非“二五先行”者，则“失道”。又凡“当位”者“二五时行”，则返归于“旁通”，凡“失道”者“初四时行”或“三上时行”，则亦返归于“旁通”。又由“旁通”与爻变之中推出“八卦相错”四图，又以“八卦相错”四图推出“比例”之说。如果我们明了其五图皆发端于“旁通”，而又知其所谓“比例”之义皆出于“八卦相错”四图，则《易图略》一书即成易读之书。

　　焦循以其五图所蕴旁通、时行、相错之内涵“通释”《周易》经传，可谓搜索枯肠，用尽心思。凡卦爻辞及十翼之文，无不遍求而以此三大易例进行比附。其《易通释》与《易章句》处处以此三大易例疏解之，以此证明《周易》经传之文字，无不彼此旁通、互相发明，为一有机整体。阮元序其书曰：“今求之晋以后之易，皆不能使易之经文语语有因，字字有据，然则空论而已。古圣人造易必不若是。江都焦氏居北湖之浜，下帏十余年，足不入城市，尤善于易。取易之经文与卦爻反复实测之，得所谓旁通者，得所谓相错者，得所谓时行者，举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尽验其往来之迹，使经文中所谓当位、失道、大中上下应、元亨利贞诸义，皆发之而知其所以然。盖深明乎九数之正负比例，六书之假借转注，始能使圣人执笔著书之本意豁然于数千年后。”此序不免有过誉之辞。

　　焦循五图之要，为出于《八卦相错图》之《比例图》。是图以《序卦》之卦序编排，先列相错之比例，后排爻变之比例。

　　焦氏“以旁通相错为旁通”之比例，出于《八卦相错图》之一，“其既行动，或得或失，亦以相错为比例”者，出于《八卦相错图》之二、三、四。以《八卦相错图》之四图可以推知，凡仅有一“错”得本卦者，则无爻变之“比例”；凡有二“错”得木卦者，则有三组“比例”；凡有四“错”得本卦者，则有十五组“比例”；凡有七“错”得本卦者，则有三十六组“比例”。“相错”之“比例’’分别见于《八卦相错》四图(如《屯》之比例，“井噬嗑错”见于第一图之十三、“蹇无妄错”见于第二图之四、“需颐错”见于第三图之五、“既济益错”见于第四图之一。爻变之比例，则见于《八卦相错图》第一图与第二、三、四图之组合。所以，由《八卦相错图》即可明了其所谓“比例”之意。

　　今见上海图书馆藏清江都焦氏刻《雕菰楼易学》三书，其中《易图略》所列五图有刻板之误七处：

　　1、《旁通图》之“上之巽三”当为三之巽上，“三之震上”当为上之震三。

　　2、《当位失道图》之“比三之大有上”得《蹇》、《大壮》，而不是《革》、《升》。

　　3、《比例图》之《屯》有四“错”，共有十五组爻变“比例”，脱“豫五之小畜二、四之初”一组，《益》有四“错”，共有十五组“比例”，脱“履二之谦五、四之谦初”一组。

　　4、《比例图》之《讼》本有一“错”，多出“否未济错”(为“变已正之爻为不正”例，与焦氏所定法则相悖)。

　　5、《比例图》之《大过》“萃升错”当为“革升错”。

　　6、《比例图》之《恒》本有二“错”，脱“丰井错”。

　　7、《比例图》之《遁》当有三组爻变“比例”，脱“鼎二之五”、“姤二之复五”、“旅五之节二”。

　　《易图略》为《雕菰楼易学》三书之一，因其出于时号扬州通儒之手，且是书用功深厚又多发明易例，并于易学研究方面卓然自成一家，所以历来一些知名学者从各个层面多有评价。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焦循易学的评价具有时代特点，清儒阮元、英和、王引之、阮亨、汪莱、裔荣等皆持肯定态度，而俞樾则曰：“焦氏说易独辟畦町，以虞氏之旁通行荀氏之升降，为自来说易者所莫及。然愚犹病其通而不知穷也。”又曰：“愚故本荀、虞两家之说，参用焦氏之例，其通者半，焦氏所知也，其穷者半，焦氏所不知也。”?(《易穷通变化论》)秦嘉泽则曰：“焦氏比例之义，似太迂阔。且于行文不便运用。”(《易学管窥》)至民国则有王承烈全袭焦循“比例”之法而著《易变释例》，又“近世焦循知有比例，而十未得一二，故详举之”云云。至于郭嵩焘、梁启超、熊十力、东方美、黄寿棋等人，则对焦循易学或否定之或折衷之。焦循易学在中国易学史土独树一帜，别开生面，可谓自汉代以来能以三大易例“通释”经传全文而使之“语语有因，字字有据”之第一人。我们评价其得失，当从深入研究其建图立说之本意和剖析其“通释”效果入手。显然，一概否定与一概肯定的态度似都不可取。论其得失，或此一层面有所肯定而彼一层面有所否定。如，从易学哲学史角度谓其有违逻辑推理原则，陷入循环论而不自知，则似无可怀疑，而从易学研究史角度谓其承接汉易而又有所发挥，则亦是事实。从义理派角度谓其属于朴学易中的象数创新派，而从象数派角度谓其建立一套完整之符号系统，则亦言之有理。

　　焦循《易图略》不失为一部易图学要著。自汉迄清，能以“旁通”之义建六十四卦之图，又从中推衍出“当位失道”、“时行”、“相错”诸图者，惟焦氏一人而已。其“二五先行”爻变之法本出《系辞》“辩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之说，又推广荀爽、虞翻之说而自成一家。相比之下，较之黑白点河洛图及所谓“连山”、“归藏”诸图，更称得上是地地道道之易图。可谓是其“主以全经，贯以百氏”通核之学的结晶。以易图“证之以实”而“运之以虚”解释经传之文，其创新精神则不容否定。对易学研究富于创新精神者，惟宋代邵雍与清代焦循而己。

　　《易图略》卷六为“原卦第一”、“原名第二”、“原序第三”、“原彖象第四”、“原辞上第五“、“原辞下第六”、“原翼第七”、“原筮第八”。要之有以下之论：谓伏羲仰观俯察而画卦、“连山首艮，仍无父子矣，伏羲不尔也”、“卦之旁通，自伏羲已然”；“六十四卦之名，非据现在之画而名之”；“卦之序不以旁通而以反对，用反对者正所以用旁通也”；“文王之卦辞调谓彖，周公之爻辞谓之象”；“彖辞爻辞所以明卦之变通”、“学易者亦求通其辞而已”；“周公之爻辞即文王彖辞之笺，孔子之十翼即彖辞爻辞之义疏”(反对朱熹“各是各底易”之说)；“夫易者，圣人教人改过之书也”。卷七“论连山归藏第一”’，曰：“‘说易者，必言河图、洛书、连山、归藏。河图、洛书经前儒驳正，无复遗说。惟连山、归藏，言人人殊……以余推之，连山者当如干令升之说……归藏当如近世徐敬可之说”，不以所谓“连山为伏羲”、“归藏为黄帝”之说为是。“论卦变上第二”、“论卦变下第三”曰：“卦变之说，本于荀、虞，其说皆不能画一”，谓前儒卦变说之谬有五，又“综而核之”《彖传》“往来上下进退之文”，以其“当位”、“失道”之说解之，而谓“苟、虞不求其端，不讯其末，不知各指所之之义，而以为卦爻可随意推移，遂成千古谬说之由来”。“论半象第四”曰：“虞氏之学，汉上讥其牵合，非过论也。”“论两象易第五”谓两象易“殊不且”、“易固无之”。卷八“论纳甲第六”谓纳甲之法“始见京房易传”、“沈括梦笔谈说之最精”，又谓“累世所传之孟氏易，即京房之说，而魏伯阳所演而失者也”，而虞翻之说“又乖于魏氏之义”。总之曰“杨筠松，术士也，知纳甲之非，且有住须寻纳甲之说，奈何儒者持以说圣经哉”。“论纳音第七”谓“纳甲始于焦、京，本纳甲而为纳音，纳音，京氏所不言，亦未有用以说易者”，曰：“纳甲，余所不取，更及纳音，而考核其由来，以告牵合先天以傅会归藏者。”“论卦气六日七分上第八”、“论卦气六日七分下第九”谓“卦气值日，见《易纬稽览图》”，曰：“纳甲、卦气皆易外之道。”“论爻辰第十”曰：“郑康成以爻辰说易，本于《乾凿度》而实不同”、“郑氏注《乾凿度》，自依纬为说，其注《易》，不用《乾凿度》为爻辰之序”。谓诸家爻辰之说“尤非圣人之义也，余于爻辰，无取焉尔”。今议其“原八篇”、“论十篇”之说，以其中不主圣人则河洛图书画卦说及反对以先天图牵合“归藏”说，极为有见。又其不取“纳甲”、“纳音”、“卦气”、“爻辰”诸说以解经，亦为可立为一家之言。至于其“卦变说”则一以前儒之说为非，并谓其有五谬，则论之有过。总之，其说标榜己之三大易例解释经传之法为是，而以前儒诸法为非，则是自诩太甚。《易》道广大，得其一端者足以为说，焦循乃是得其一端而建图立说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