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简，里贯未详。《学易记·原序》：“壬寅春三月，予自泰山之莱芜，挈家迁东平。……己未岁承乏倅泰安，山城事少，遂取向之所集学易记观之，重加去取焉……它日必有能辨之者。中统建元庚申秋七月望日信都李简序。”

　　“中统建元”乃忽必烈改元1260年，前之“壬寅”为蒙古乃马真后元年(1242)。完颜氏金朝亡于1234年，其时山东已在蒙古统治之下。据“之莱芜挈家迁东平”语考之，李简似为山东莱芜人。又“己未”(1259年)当蒙古宪宗蒙哥执政末年，而清代四库馆臣谓“己未为延佑六年，盖仁宗时人也”，将李简退后六十年，本误。

　　《学易记》九卷，采《子夏易传》逮刘肃易学著作凡六十四家之说，仿李鼎祚《周易集解》和房蕃权《周易义海》之例而成一书。其中卷首“学易记图说”本刘牧《易数钩隐图》、《道藏.周易图》和朱熹《易学启蒙》、《周易本义》之图列有本图或衍图。有九数《河图》、十数《洛书》等多幅易图。曰：“朱文公曰，近世说易者，于象数全然阔略，其不然者，又太拘滞支离，不可究诘……文公此说甚惬愚意，然仆所取之图，则亦不能尽同也。”

　　李简的《先天则河图》(见下图)，是一幅与前人不同之图。

　　朱熹本邵雍“乾坤纵而六子横”说所出《伏羲八卦方位》图，是“天地定位”的乾南坤北，东南方之兑与西北方之艮相对为“山泽通气”，东方之离与西方之坎相对为“水火不相射”，东北方之震与西南方之巽相对为“雷风相薄”。而李简则就图而曰：“先天乾一位在南方，兑二位在东南，离三位在东方，震四位在东北，巽五位在北方，坎六位在西北，艮七位在西方，坤八位在西南。《系辞》自‘天地定位’至‘坤以藏之’，明先天也。”

　　李简此图所配八卦数与朱熹相同，然而由于变更了巽、坎、艮、坤四卦的方位，李简图数为一○形，就与朱熹图数为∽形不同。

　　《学易记》又列《后天则洛书》图，曰：“后天八卦出于洛书，以震代离，盖取木之生数也，故‘万物出乎震’，东方又有木之成数，故巽得次震而代兑也，以离代乾，火之成数七也，以兑代艮、以乾代坎，取四、九金生成数也，以坎代巽者，水生成之数在北也，以艮代震，取土生成之数，位乎东北，终始万物也。六子从乾变易方所，独坤居西南不动者，亦阳动阴静之意也。”还列有《易有太极图》（为采《道藏·周易图》之《太极图》，即杨甲所谓的“旧有此图”）、《伏羲八卦图次序图》（为采朱熹《伏羲八卦次序》黑白块图），图说：“其法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其叙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首乾尾坤，以阴阳先后为数也。”）、《重卦图》（为将朱熹《伏羲六十四卦次序》黑白块图分为八宫之衍图）、《洪紫微迈六十四卦生自两仪图》（图说：“八卦之中分列五十六卦，亦皆首尾相错。夬与复相错，睽与革相错，其余相次至于谦、剥，皆相错。又非只此也，乾与坤相伏故相对，夬于剥相伏又相对，其余相次至于复、姤，悉皆两两相伏。阳根与阴，阴根于阳，阴阳之精，互藏其宅。洪紫微此图，其自然之理盖出于伏羲八卦次序图，因而重之而为六十四也。此图传世始于洪迈邪？其亦有所受也邪？是因见尧夫乾南坤北之先天，遂更而为此图邪？）、《六十四卦方图》（此图本前《先天则河图》之八卦方位，又“八卦之中分列五十六卦”，用以说“相错”与“相伏相对”之意。

　　李简所出衍化易图，有其本身的特点，即其所谓的八卦“先天卦位”是本朱熹的《伏羲八卦次序》小横图直接首尾相连围成圆图，所调的六十四卦“先天方位”亦是本朱熹《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大横图直接首尾相连围成圆图，而不是中分‘‘拗转’’后围成大小二圆图。他又把邵雍《先天图》中的六十四卦方图“取出放外”，谓“六十四卦方图盖因推广河图而得之也”。李简如此作为，皆是本朱熹之说而来。朱熹有“先天图曲折”、“方图则一向皆逆，若以圆图看，又只一半逆，不知如何”、“圆图自有些子造作模样，如方图只是据现在底画便是，就这中间拗作两截，恁地转来底是奇，恁地转去底是偶，便有些不甚依他当初画底”等说(见《文公易说》)，又曰：“若论他太极，中间虚者便是，他亦自说图从中起。今不合被

　　横图在中间塞却，待取出放外。”(见《朱子语类》卷六十五)。时至元初，李简完成了朱熹未竟的事业。特别是“拿出放外”的六十四卦方图，由李简从“河图”中找到了出图的“根据”。这一六十四卦方图是绝无仅有的，虽称为“六十四卦方图”，但其中却寓有八卦圆图，

　　与邵雍《先天图》中的六十四卦方图不同。

　　李简《学易记》集有六十四家之说。今天，其中许多家之原本著述已不可见，能得赖于《易图说》而了解这些家原说的本义，应该说这是李简的功劳。其“学易记图说”归纳刘牧、邵雍、朱熹之说，又有取于汉代易学家京房的飞伏说，从而演绎出有自己独立见解的易图和图说，由此可见其独立思考的学风。他不取《周子太极图》，而采出于《道藏》的《太极图》和洪迈《六十四卦生自两仪图》，可见其主朱熹“子在母外”以图中虚处为太极的观点。

　　李简生活于金、元相接的历史时期里，从其所引江南郑东卿、袁枢、朱熹、张栻、杨万里、王宗传、真德秀、魏了翁、郑汝谐等诸家之说来看，当金、宋和谈相安之际，大江两岸还是有文化交流的。李简的易图大体上是宋代易图（特别是朱熹的易图）的继承和演变，只是他的演变并不新奇，又有后来朱熹易学立于学官的形势的限制，所以对后世的易图学发展并没有产生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