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曰：“自汉以后，学术之盛，莫过于近三百年。此三百年中，经学、史学皆足以凌驾前代”（《观堂集林》），清代前期和中期，农业、手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空前发展，其时国力强大，版图辽阔，文化兴旺发达，以考据和训诂为主的乾嘉之学极富特色，即使鸦片战争之后，亦因受到西方文化的刺激，则又有促进了新学的进一步发展。清代易学著作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据山东省图书馆的初步统计，于现今存世的二千八百多种易籍中，清代的著作就有近一千四百种，超过了汉唐以来至元明所存易籍的总和。由此可见，清人对六经之首——《易经》的研究及其成果，的确可以说是足以凌驾前代。

　　清人的易学著作往往于解释经传正卷之前出“首一卷”或“图一卷”（或若干卷），用于“凡例”和布列易图。今据山东省图书馆《易学书目》大略统计，清代布列易图的易籍要占总数的六分之一左右，有二百五十余种之多。这些以图佐说或辨图是非的易籍，分别见于《四库全书》、《四库存目》、《宛委别藏》、《皇清经解》、《皇清经解续编》、《大易类聚初集》、《丛书集成新编》、“易庐专藏”（山东省图书馆）、《无求备斋易经集成》、《续修四库全书》等。清代的易图学可分延续汉宋以来易图和反对汉宋以来易图两大部分，易图学要著亦由此而分两部分。在延续汉宋以来易图部分又可分专门研究易汉学之易图和宋代易学之易图两类。故本编以两大部分立章分节叙述之。

　　清代易图学延续汉宋以来易图的要著有：胡世安《大易则通》、张伯行《周子全书》、毛奇龄《推易始末》、李光地《启蒙附论》、德沛《易图解》、杨方达《易学图说会通》、赵继序《周易图书质疑》、王植《皇极经世书解》、江永《河洛精蕴》、梁锡与《易学启蒙补》、崔述《易卦图说》、辛绍业《易图存是》、焦循《易图略》、冯道立《周易三极图贯》、胡秉虔《卦本图考》、胡祥麟《虞氏易消息图说》、沈映钤刻《易卦变图说》、张楚钟《易图管见》、吴翊寅《周易消息升降爻例》等。反对汉宋以来易图的要著有：黄宗羲《易学象数论》、黄宗炎《图学辩惑》、毛奇龄《河图洛书原舛编》与《太极图说遗议》、胡渭《易图明辨》和张惠言《易图条辨》等。

　　由明入清的学者如黄宗羲、黄宗炎、王夫之等人，针对宋代以来大量充斥于易学著作中的各类易图进行了辨析。乾嘉学派的前驱毛奇龄、李恭、胡渭等人出于彻底摧毁宋明理学的目的，又对周敦颐《太极图》等易图发起了攻击。一些专门研究易汉学的著作，如惠栋《易汉学》、张惠言《易纬略义》、庄忠棫《易纬通义》等，则在布列卦气图、爻辰图、八宫世系图等易图的同时，又对宋代的河洛、先天、太极三大图式表达了反对意见（而如马其旭《重定周易费氏学·易例举要》又布列宋代河洛等图以为之说）。诸多反对宋代易图的意见，既有全盘否定的，又有个别抨击的，既有辨之明了的，又有辨之不明的。清初大量反对宋代易图的意见，似乎并没有对宋代易图在清代的延续和发展产生致命的打击，此后仍有不少的专门阐明并发挥宋代易图的著作产生，如杨方达的《易学图说会通》、江永的《河洛精蕴》、胡嗣超的《易卦图说》、刘兰秀的《周易图说象解》、冯道立的《周易三极图贯》、辛本棨的《序卦分宫图》、王万鳌的《三易图说》等等。这种形势，似乎与清代乾隆时期纂修《四库全书》并不完全剔除易图学著作有关。（又杨甲的《六经图》、唐仲友的《帝王经世图谱》、章潢的《图书编》、王坼的《三才图会》等，皆是收入经部易类之外的载有大量易图之书。）

　　宋代的易图，其中虽有荒诞不经之图（如所谓的“河出图，洛出书”之黑白点数图），然而并非一无是处。如同胡渭那样站在义理派的立场上，几乎把所有的宋代易图都要辨个“明白”，又因陈抟之故而论其根本皆源于道教，则未免矫枉过直。有清一代的易图学，既把汉代可能有的易图复现出来，又从阴阳消息升降的角度进一步研究了汉代的卦变和爻辰等说，既从考据学的角度甄别了宋代易图，又延续发展了其中的部分易图（其中结合当时从西方传入的自然科学知识而推衍出的易图，则开了“科学易”之端）。明代的易图学基本上是宋元时期易图学的延续与发展（特别是朱熹易图学的延续与发展），而清代的易图学最明显的特点则是不再囿于朱熹易图学的限制，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