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锡玙，字确轩，山西介休人。雍正二年（1724）举人，乾隆十五年（1750）以荐举经学，受国子监司业，十七年直上书房，累迁少詹事。易学著作有《易经揆一》十四卷附《易学启蒙补》二卷。

　　《易经揆一》及所附《易学启蒙》是乾隆十六年（1751）梁锡玙应经学之选进呈御览之书。其叙增补朱熹《易学启蒙》之旨曰：“观取画卦非一，而则图为尤著，……邵子传自希夷而朱子表章之，乃或疑而未信，或改易图书。夫河出图、洛出书，系辞言之，何疑之有？”又谓“先后天为卦之关键”。《易学启蒙补》卷一，“本图书第一”列圆形《河图》（“邵子曰：圆者河图之数。《启蒙》河图方，今遵邵子之意更定为圆”）、方形《洛书》（“邵子曰：方者洛书之文”）。“原卦画第二”列《易有太极》（一○之图）、《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有“圆图之八荡为十六”、“圆图之十六荡为三十二”、“圆图之三十二荡为六十四”之图。此皆为更定朱熹“六横图”为圆图之图。又有“附互体”之图（采吴澄《易纂言外翼》之圆图）。“增阐卦蕴第三”，列“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先天变后天”、“序卦”、“杂卦”诸图。“增立易教第四”，摘《系辞》之文九节而论之，如谓“仰观俯察”一节为“此言作易之由也”。“明蓍策第五”列“大衍之数图”及揲蓍诸图。“考变占第六”述“七占”之法，仅取朱熹三十二图之一，而又变画之。卷下，“河图序义”、“洛书序义”、“连山遗义”、“归藏遗义”。曰：“天不爱道，图书并出，圣人有作，三易垂文，尚矣。禹则书序畴，箕子衍之，而先儒阐其义几备。第书数与图数，其所以异同之故犹未明也。至连山、归藏，其书既轶，元儒朱元升作三易备遗，其约八卦为六，非周易要义。况易历四圣，何容赘乎？连山乃用先天卦，而艮居西北，与首艮建寅之义无与。归藏以六甲配卦而纳音出焉，为律吕之始，其理粹然至正，其数不假安排，洵足备归藏之遗。但朱氏所论，虽大醇而未免下疵也。图书同源而异流，三易异用而同归。归藏以纳音而得，连山亦可以纳甲而求，而周易之先后甲庚，其可见之绪也。”其序河洛图书之大旨，谓“河出图，羲、文因而作易”、“洛出书，禹、箕因而作范”，“连山遗义”曰：“连山者，神农本后天圆图而作，夏后氏因以建寅也”，“归藏遗义”曰：“归藏者，黄帝本先天方图而作，商人因以建丑也”、“归藏卦本先天，而干枝纳音必用后天”。此等之论皆穿凿不根，人谓其“实不啻狗尾续貂”，可谓中的。

　　朱熹因见“其涉于象数者，又皆牵合附会”而著《易学启蒙》之“小书”，而欲使初学“毋疑于其说”。此后，胡方平、胡一桂、韩邦奇等，皆著书以发明之，或为之“通释”，或为之“翼传”，或为之“意见”，然皆不敢于《易学启蒙》正文有所增补与点窜。至清梁锡玙则不正视康熙时《御纂周易折中》中已照录《易学启蒙》全文之事实，而以所谓《易学启蒙补》之书进呈乾隆皇帝御览。元、明、清三代均以朱熹之易学著作立于学官，无一定学识者岂敢以点窜补苴朱熹《易学启蒙》之书上进朝廷？今观梁氏是书增补内容实不见其有过人之学识，然其仍不汗颜而将是书上进之，则其“胆量”令人为之“钦佩”。想来是书不得著录入《四库全书》甚至于不采入存目，其原因盖在于此。

　　在易图学发展史上，梁锡玙《易学启蒙补》将延续五百多年之朱熹“六横图”改画作六圆图，可谓是一创造。又本邵雍《观物外篇》“盖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范也”之说，而改十数《河图》为圆形，则可见其拉邵雍大旗欲以动摇朱熹权威地位之心。此种状况，当与当时之学术趋势有关。前有毛奇龄著《河图洛书原舛篇》、胡渭著《易图明辨》，皆从根本上否定了朱熹河洛图书，而至梁锡玙则大胆点窜补苴朱熹《易学启蒙》，不但增其二篇，又补入“河图序义”、“洛书序义”、“连山遗义”、“归藏遗义”四篇，尽管所补内容多牵合附会（明显有悖于朱熹著《易学启蒙》之宗旨），然朱熹之《易学启蒙》又何尝不是“牵合附会”？梁氏不自揆其陋，而敢斗胆补苴立于学官之《易学启蒙》，则亦足见时至清乾隆朝，朱熹易学之权威地位有所动摇。（虽研习易学当象数与义理兼顾，然所谓之黑白点“河出图，洛出书”实不可取。朱熹易置刘牧图书而采入《易学启蒙》，其牵合附会之处亦自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