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申子，字巽卿，邛州(今四川邛莱)人。隐居慈利州天门山，垂三十年成《春秋类传》和《大易缉说》二书。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行省拟王申子充武昌路南阳书院山长，王申守志不出，反复沉潜二书，愈见明白。今见《四库全书》本《大易缉说》十卷，卷首有王履作于大德辛丑(130l)序和程文海作于大德七年(1303)序，书后有进士李琳作于延佑三年(1316)之跋和承直郎田泽所作《续刊大易缉说始末》。

　　《大易缉说》卷一列《河图》、《先天》、《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希夷先天卦图》、《演极》、《演极后图》、《洛书》、《后天》、《后天卦位》、《倍乘重卦之图》、《往来顺来逆图》、《衍数》、《倚数》、《反对》、《揲蓍》和《取策》十九图。卷二列《周濂溪太极图》及其衍图三幅。

　　王申子所出易图的特点，虽然图本朱熹易图衍出，但是图说却与朱熹多有不同。特别是对周敦颐《太极图易说》的疏解，较之朱熹更近于周敦颐本意。

　　王申子把十数《河图》“分作三宫看”，以中宫天五、地十为“太极”，又合下之一、六与上之二、七，以奇数一-、五、七为天(乾)，偶数二、十、六为地(坤)，谓此“是生两仪”，又“独取五以生四象”，以中宫之五配一、二、三、四，得六为老阴、七为少阳、八为少阴、九为老阳，谓此为“两仪生四象”。又列《河图》十全数，以一、三、五为乾，二、十、六为坤，三、十、五为离，十、五、四为坎，五、七、八为兑，五、六、八为震，十、九、六为艮，十、九、七为巽，谓此为“四象生八卦”。“分河图为三宫，而三画之象明，错综其奇偶，而八卦之位定”，这就是王氏所谓的“伏羲仰观俯察远求近取，得其法象文理于心，及见河图与心默契，于是则其象以画八卦”的过程。至于九数《洛书》之用，王氏则曰：“先天卦止见易之体，而用有未周，禹治水时，神龟负文复出于洛，其数有九，九则奇也。其象纵横皆十，十则偶也。文王于是取之，以错综河图重位八卦，然后阴阳奇偶亭当不偏，而易之体用始备，是为后天易，故曰“河出图，洛出书，圣入则之”。“此图中圆者河图，外方者洛书也。盖文王取洛书之奇数偶象，错综河图之偶数命象，以重位八卦”。这即是王氏所谓的文王则《河图》、《洛书》全体用的河洛观。王申子以朱熹《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大横图衍出《倍乘重卦之图》，谓此为《易》之用“后天横图”。将朱熹所列《伏羲八卦方位》图中加一“九”字，称之为《希夷先天卦图》，又本《先天图》六十四卦圆图出《演极》、《演极后图》。王氏主伏羲画八卦、文王重卦说，故不以六十四卦圆图为“先天图”或冠以“伏羲”图名。

　　王氏所列《周濂溪太极图》，虽然引用了经朱熹改造过的《周子太极图》，但其对《太极图易说》的分段疏解，却较之朱熹高出一筹。如解“无极而太极”曰：“无极者，厥初未有太极、两仪之先，己具个生生不穷之理，虽无象可象，无名可名，然其理则至极而无以加也，故曰‘无极’。“太极者，理气象数所以为万化之根本者，全体己具，浑然而未分也。虽浑然未分，然举天地万物生生化化，尽无以出于此，亦无以加于此，故曰‘太极’，‘无极而太极’者，谓有是理而后有是气也。”对于《周子太极图》的五层图式所表达的《易》义，则列一图(见下图)，曰：“《易大传》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此言先天易也，此图实尽之。”

　　王申子对河洛、先天、太极三大图系，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在与家传易学渊源于朱熹的玉井阳氏反复设问中，表达了对朱熹易图学观点的意见。曰：“先生未免泥汉儒相为表里之说，故一一合图与书而并言之，不思其说之非也。”认为朱熹的《河图》虚中不用之说，是“太极自是太极，两仪自是两仪，而非太极生两仪也。”对于朱熹一阴一阳叠成的大横图，则曰“逐节生去之说，以画后天横图则可，若以画先天圆图，则巽五又居乾一之后，则又逐节生不去矣”、“逐节生去之说，决不可以画先天卦也”。对于朱熹的“太极一理”说，则驳之曰：“若太极止具其理，则是初无一物，既无一物，则《大传》曰‘太极生两仪’，不知一阴一阳于何处突然生来便分为两？岂有是理哉！濂溪图说又不应便道‘太极动而生阳’。何则自古及今天地间，物未有止具其理，空空虚虚而有可动者。其动也必是气存焉。”又对朱熹把“无极而太极”五字标于一○之上的做法，提出了反对意见，曰：“周子之图，其上止有一圈，图之名止曰‘太极’，而图之说则曰‘无极而太极’，是周子分明于太极上说出无极以示人。谓凡物之有，不生于有，必生于无。况既曰‘无’又曰‘极’，与下‘太极’字并言，是虽一物，而有个至极底道理在也。晦庵乃曰○此所谓‘无极而太极’，混‘无极’、‘太极’于一圈，己非周子图意。”又针对朱熹“若论先天，一卦亦无”之说，曰：“画前，则是未有画也，明矣。皆非谓伏羲有画之易也。愚谓通于天者河也，龙马负图而出于河，伏羲因之画八卦于先，是为先天，中于地者洛也，神龟负书而出于洛，文王取之重位八卦于后，是为后天。羲先文后，岂不易简，岂不明白欤？”

　　今天看来，王申子的圣人则所谓的黑白点数河、洛图书画卦、重定卦位说，虽然有发先儒所未发处，但是并无什么可取之处。其对“先天”、“后天”的“非先于天后于天之谓”之议论，虽然可立一家之言，但也不得邵雍“先天之学，心也”心法论的本指。其可取之处则在于对周敦颐《太极图易说》的疏解，难得在朱熹之后百余年有此至论。周子《太极图》问世后至南宋中期经朱熹之改造，则顿失其原本之义，至元初经王申子著《大易缉说》方晦而复明。惜乎王氏本朱熹改造之图，而不取朱震所列周敦颐《太极图》本图，故其解说仍有不达周子建图立说本意之处。王申子把周敦颐的《太极图易说》同“河图洛书之易并伏羲之画、文之重、周公之爻、孔子之系”并列为“六易”，可见其对周敦颐的推崇程度不一般。为什么要从“古今说易七百余家”之中独取《周濂溪太极图》为六易之一？实是因此图能尽《系辞》“易有太极”一节之义。王氏对周敦颐《太极图》的态度及其高于朱熹的疏解，将益于后人从内涵和渊源两方面对《周子太极图》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