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李鼎祚撰。鼎祚《唐书》无传，始末未详。惟据《序》末结衔，知其官为秘书省著作郎。据袁桷《清容居士集》载“资州有鼎祚读书台”知为资州人耳。朱睦《序》称为秘阁学士，不知何据也。其时代亦不可考。《旧唐书·经籍志》称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而不载是编，知为天宝以后人矣。其书《新唐书·艺文志》作十七卷，晁公武《读书志》曰：“今所有止十卷而始末皆全，无所亡失。”岂后人并之耶？《经义考》引李焘之言，则曰：“鼎祚《自序》止云十卷，无亡失也。”朱睦《序》作於嘉靖丁巳，亦云《自序》称十卷，与焘说同。今所行毛晋汲古阁本乃作一十七卷，《序》中亦称王氏《略例》附於卷末，凡成一十八卷。与诸家所说截然不同，殊滋疑窦。今考《序》中称“至如卦爻彖象，理涉重玄，经注《文言》，书之不尽，别撰《索隐》，错综根萌，音义两存，详之明矣”云云，则《集解》本十卷，附《略例》一卷为十一卷，尚别有《索隐》六卷，共成十七卷。《唐志》所载盖并《索隐》、《略例》数之，实非舛误。至宋而《索隐》散佚，刊本又削去《略例》，仅存《集解》十卷，故与《唐志》不符。至毛氏刊本，始析十卷为十七卷，以合《唐志》之文。又改《序》中一十卷为一十八卷，以合附录《略例》一卷之数，故又与朱睦《序》不符。盖自宋以来，均未究《序》中“别撰《索隐》”一语，故疑者误疑，改者误改。即辨其本止十卷者，亦不能解《唐志》称十七卷之故，致愈说愈讹耳。今详为考正，以祛将来之疑。至十卷之本，今既未见，则姑仍以毛本著录。盖篇帙分合，无关宏旨，固不必一一追改也。其书仍用王弼本，惟以《序卦传》散缀六十四卦之首，盖用《毛诗》分冠《小序》之例。所采凡子夏、孟喜、焦赣、京房、马融、荀爽、郑玄、刘表、何晏、宋衷、虞翻、陆绩、干宝、王肃、王弼、姚信、王廙、张璠、向秀、王凯冲、侯果、蜀才、翟元、韩康伯、刘巘、何妥、崔憬、沈驎士、卢氏（案卢氏《周易注》《隋志》已佚其名）、崔观、伏曼容、孔颖达（案以上三十二家，朱睦序所考）、姚规、朱仰之、蔡景君（案以上三家，朱彝尊《经义考》所补考）等三十五家之说。《自序》谓“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盖王学既盛，汉《易》遂亡，千百年后学者，得考见画卦之本旨者，惟赖此书之存耳。是真可宝之古笈也。

《周易集解》是唐李鼎祚撰《周易》义释本。《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十七卷，盖为《集解》十卷，另附《略例》一卷、《索隐》六卷。后《略例》、《索隐》亡佚，后人将《集解》析为十七卷。成书年代不详。

作者简介

李鼎祚，生卒年不详。资州磐石（今属四川资中县）人。唐代经学家。约生于唐朝中后期，曾读书天州东四明山，历唐玄宗、肃宗、代宗三代。仕唐为秘阁学士，以经术称于时。官至左拾遗、秘书省著作郎、殿中侍御史。唐玄宗幸蜀，献《平胡论》以讨安禄山，召守左拾遗。肃宗乾元元年，又上奏在泸、晋、渝、合、资、荣等六州界险要之地置昌州。著有《辖珠明镜式经》、《周易集解》，代宗登位后，献《周易集解》，为秘书省著作郎，仕至殿中侍御史，死后“资州人士为立四贤堂，绘其像以祀之”。

据刘毓崧《通义堂集》卷一引李氏《周易集解》跋云：“明皇幸蜀，鼎祚进《平胡论》，后召为左拾遗。肃宗乾元元年，奏以山川阔远，请割泸、普、渝、合、资、荣等六州界，置昌州，是时仍官左拾遗。尝充内供奉，曾辑梁元帝及陈乐产、唐吕才之书，以推演六壬五行，成《连珠明镜式经》十卷，又名《连珠集》，上之于朝，其事亦在乾元间。代宗登极后，献《周易集解》，其时为秘书省著作郎，仕至殿中侍御史。”

内容介绍

《周易集解》十七卷，唐代李鼎祚撰，为研究唐以前易学万基是汉代象数之学的必读之书。象数之学兴盛于汉代，它是《易经》的一个开放的包容极大的体系，是其理论与智慧的基础，具有广泛的适应价值。本书出现的本卦卦象、覆卦卦象 、体卦卦象之错综复杂、精采纷呈，充分表现了象数学思维的巧妙和机变的智慧。

李氏《周易集解》博采汉魏晋唐马融、荀爽、虞翻、王肃、蜀才、崔憬等35家的易说，使濒于失传的汉代象数学及诸家易说（书中存录的唐代崔憬《周易探玄》的部分内容，也甚为珍贵）得以保存至今，成为研究汉代易学的十分珍贵的资料。

《周易集解》杂采子夏、孟喜、焦赣、京房、马融、荀爽、郑玄、刘表、何晏、宋衷、虞翻、陆绩、干宝、王肃、王弼、姚信、王虞、张瑶、向秀、王凯仲、侯梁、蜀才、翟元、韩康伯、刘谳、何妥、崔憬、沈瞵士、卢氏、崔觐、伏曼容、孔颖达、姚规、朱仰之、蔡景吾等三十五家之说。其中，主要汇集易学中象数派各家的注释，又以引苟爽、虞翻、干宝等人注释最多。于王弼、何晏、韩康伯等义理派易学家的注释也有所采，但总体上是排斥的。其主张就是《序》中所说的“刊辅嗣(王弼字)之野文，补康成(郑玄字)之逸象”。除集前人注解外，李鼎祚自己也有一些注释和评论，但数量甚少，有新义者更鲜。

李氏本人对《周易》体例及其性质的看法可略见于《序》中。他认为郑玄易学“多参天象”，王弼易学“全释人事”，就此两家相比，郑学高于王弼。这表明他是重视取象说的。他又认为《周易》既讲天道，又讲人事。元气分为阴阳二气，二气又相交为三，便形成天象。从天地万物到人身，皆符合天地阴阳变化的法则。从人事上说，天地形成后，就有天高地卑的差别，由此也有了人类生活中的君臣、父子、男女、夫妇之道。

文献价值

此书为唐朝保存汉易的唯一文献，所集之《易》注，虽亦及王弼、韩康之魏、晋《易》，然大半集汉《易》之说。于东汉之《易》注，引虞翻《易》独多，与孔颖达《周易正义》言汉《易》，仅及荀、刘、马、郑而未及虞氏，大不相同。迨五代时，唐中叶尚存之各家《易》注，全部散佚，故此书之辑，又有保存古文献之功。且成书之时，在孔《疏》之后，全书之内容，上及魏《易》百余年前之汉《易》。由汉《易》直继《易经》12篇之旨，庶可窥见通贯三古之《易》理。故此书犹继往圣之绝学，无他书可媲美。然此书在唐代之影响不及孔颖达《周易正义》，流传不广。自唐五代迄明末，皆未闻儒林有重视此书者。清乾嘉之后，时重朴学考据，此书因保存汉《易》而始受重视。 此书有10卷本与17卷本两个系统。其中孙星衍《岱南阁丛书》本10卷，《津逮秘书》、《四库全书》、《学津讨源》、《古经解汇函》、《丛书集成初编》等本均为17卷。清人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1994年中华书局出校点本）为后人研究此书之集大成，可资参考。

《周易集解》的篇卷编辑

关于《周易集解》的篇卷，李氏在自序中称十卷。晁公武说：“《唐录》称鼎祚书十七卷，今所有止十卷而始末皆全，无所亡失，岂后人并之耶?”他所说的“唐录”盖指《新唐书·艺文志》。李焘不赞成此种观点，说：“按《唐·艺文志》称李鼎祚集注《周易》十七卷，据鼎祚自序止云十卷，又首尾俱全，初无亡失，不知唐史何所据而云十七卷也。《崇文总目》、《邯郸图》遂称七篇逸，盖承唐史之误。”朱睦（木+挈）为《周易集解》作序也赞同此说。清翁方纲对这种卷数的差异再次作了深入的考察：“案李鼎祚注《周易》，《新唐志》十七卷，《宋志》作十卷。而《宋志》五行类又有李鼎祚《易髓》三卷、《目》一卷、《瓶子记》三卷，合之乃十七卷也。盖《唐志》总其生平所著卷目言之，而《宋志》分析书名言之。晁公武、马端临、李巽岩(李焘号巽岩)之徒，或以为集注内亡失七卷，或以为后人所并，皆未之深考耳。”黄以周《儆季文钞李氏周易集解校本叙》所考更为详实：“自序其书云：凡成一十卷，《中兴书目》同。《新唐书·艺文志》云十七卷，与自序异。考《宋志》五行类有李鼎祚《易髓》三卷，《目》一卷，《瓶子记》三卷，李氏自序中亦有别撰《索隐》之语。盖《宋志》所载七卷，即所谓别撰者。是自序云一十卷者据《集解》一书言也，《唐志》云十七卷者据李氏全书言也。李氏别撰之书盖术数家言，故《宋志》入五行类。……自北宋时《集解》盛行，别撰之书寝废。故《崇文总目》称七篇逸，《郡斋读书志》言‘《集解》止十卷，始末皆全无所亡失’，皆实录也。但王尧臣于逸七篇不著别撰之书，晁公武又谓‘据《唐录》十七卷，今十卷为后人所并’，未免疏舛，而后之刊是书者，或分为十七卷，或合附录《略例》一卷，改序语一十卷为一十八卷，皆非李氏原本。”

今查《宋志》所著录者确如翁氏、黄氏所言。但兵书类还有：“李鼎祚《兵钤手历》一卷。”此若以类相别，似无可疑，而《新唐书·艺文志》五行类著录：“李鼎祚《连珠明镜式经》十卷。”如此，《易髓》三卷，《目》一卷，《瓶子记》三卷是李鼎祚另撰的《索隐》，还是《连珠明镜式经》分析而成，并不可确断。因此，翁方纲、黄以周之说没有充分的证据，更何况王尧臣明言七篇逸，又不著别撰之书!

《四库全书总目》则称：“今考序中称：‘至如卦、爻、彖、象，理涉重玄，经注、《文言》，书之不尽，别撰《索隐》，错综根萌，音义两存，详之明矣。’云云，则《集解》本十卷，附《略例》一卷为十一卷。尚别有《索隐》六卷，共成十七卷。《唐志》所载盖并《索隐》、《略例》数之，实非舛误。至宋而《索隐》散佚，刊本又削去《略例》，仅存《集解》十卷，故与《唐志》不符。……盖自宋以来均未究序中‘别撰《索隐》’一语，故疑者误疑，改者误改。即辨其本止十卷者亦不能解《唐志》称十七卷之故，致愈说愈讹耳。”《总目》未言《索引》为何为六卷，仅据推测以合十七卷之数，亦不可信从。胡玉缙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中以翁氏、黄氏之说以驳《总目》仅以疑攻疑而已。

以上诸说虽多不可信，但自宋以来，李鼎祚《周易集解》的卷数为十卷则无疑义。王应麟更认为是《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本身有误。明代毛氏汲古阁重刊《周易集解》，对该书作篇章乃至字句的修改则变乱了《集解》原貌。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所载极明：“是书《新唐书·志》作十七卷，《崇文总目》、《绍兴续编四库阙书目》、《中兴书目》(自注：见《玉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及李氏自序俱作十卷，则是书自宋以来止有十卷，无十七卷，可知也。毛氏既析十卷为十七卷，以合《唐志》之文，又改自序中一十卷为一十八卷，以合附录《略例》一卷之数，而宋以来之卷次遂不可复识矣。”由此可知，汲古阁在刊刻《周易集解》时好古求奇，将其书由一十卷改成一十七卷，合卷末王弼《略例》一卷，共十八卷。因李鼎祚自序称：“其王氏《略例》，得失相参，采葑采菲，无以下体，仍附经末，式广未闻。凡成一十卷。”所以，又改自序“一十卷”为“一十八卷”，以与《新唐书·艺文志》的著录相合。此后，十七卷本便广为流传。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所采用者即此种本子，所以鼎祚自序作“一十八卷”。疏称：“或作一十卷，《新唐书》作《集解周易》十七卷，《中兴书目》、《通考》作十卷。”今传《周易集解》多作十七卷，如《津逮秘书》、《四库全书》、《学津讨原》、《古经解汇函》、《丛书集成初编》所收即是。《雅雨堂藏书》作《李氏易传》也是十七卷。只有《秘册汇函》所收为十卷，题名《易传》。四库馆臣于所辑《崇文总目》卷一“周易十卷，李鼎祚注”称：“谨按鼎祚自序称十八卷，《唐志》作十七卷，盖删去所附王弼《略例》一卷。”真可谓不加考订的荒谬之说。

《周易集解》的刊刻与流传

《周易集解》在唐代玄学《易》盛行的环境中辑集成书，自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尽管曾上之于朝，但其流布并不太广。宋初王旦难王昭素“七日来复之义”，注意到了李鼎祚的意见。在庆历年间又有科举以《周易集解》中的内容为题者，由于其影响有限，以至贤良多下第。计用章于庆历甲申(1044)七月序称：“庆历壬午(1042)相府策贤良六题，一出此书，素未尝见，贤良多下者。．是冬予放谪北归，复官汉东，至淮安太守平阳公馆焉。公先德学士，蜀之儒宗，名为博士，因间以请，遂出先学士所藏李氏《易》本，俾予与其子彦孚习焉。”可知，李鼎祚之《易》于蜀中有传本。计用章即从蜀地大儒平阳公处得《周易集解》而习之。 “彦孚即授卒业，且欲中都官文与先学士之意，因缄别本，属所亲眉阳孙景初募工刊刻以广布。”庆历本《周易集解》是目前可知的《周易集解》的最早刻本。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李氏集解》十卷”，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唐李鼎祚《易》”，当即是此种刻本。

北宋著名象数《易》学大师朱震已充分注意到了《周易集解》，并借此对汉代《易》学有相当深的研究。他对《周集解》的运用，自然将其影响进一步扩大。此外晁说之学习《京氏易》，其于《集解》当有所参考。而《崇文总目》、《邯郸图书志》均加著录。

尽管《周易集解》已由平阳彦孚刊刻传布，但在南宋时仍然少见。资中郡守鲜于侃就说：李鼎祚“所注《周易》全经，世罕传焉”。乾道元年(1165)、二年 (1166)，鲜于侃假守资州，在公事之余，努力读书，不稍停辍，晚而喜《易》，因谓李鼎祚乃资州人，自己“为其州，因斥学粮之余镂板藏之学官，俾后之士因以知前贤通经学古，其用力盖非苟而已”。鲜于侃犹病该书舛脱严重，便向李焘借善本，但李氏之书舛脱之处仍然很多，于是以“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态度，将这种舛脱保留，不加臆改，态度十分审慎。“学录乡贡进士谢诲、学正新郪县尉侯天麟校雠，教授眉山史似董其事”。四十七年后，鲜于侃之子鲜于申之以为“板复荒老，且字小，不便于览者”，因此用大字刻之漕司，以便将《周易集解》广为传播，使其学不致泯灭。嘉定壬申(1212)三月甲子鲜于申之为之作序。可以看出，鲜于申之此次重刊《周易集解》主要是将小字本改为大字本。

从后来留存的影写本中，我们仍可知道当时刻本的大体情况。清陈鳝从毛晋后代购得影写宋本，在《宋本周易集解跋》一文中写出道：“《周易集解》十卷，影写宋本，首题‘易传卷几’，下题‘李氏集解’。今所行十七卷本作‘周易集解’，下云‘唐资州李鼎祚辑’，非其旧也。前列《易传序》，称‘秘书省著作郎臣李鼎祚序’。次载晁公武书，又次李焘书，又次鲜于侃书，又次侃子申之书。末附《易传略例》，后载计用章序。每叶十六行，行十八字。自乾坤二卦以外，卦爻下俱列 ‘某宫一某月“二世’等字，作三行。凡遇‘贞’、‘恒’等字俱缺笔。”张金吾也曾藏过影写宋刊本。他说：“此本《易传》十卷，《略例》一卷，犹是宋时旧第，中遇宋讳若‘贞’、若‘殷’、若‘恒’，俱缺末笔，盖影写宋嘉定重刊本也。”陆心源对此也有记载。所以，嘉定本原名《易传》，前有李鼎柞自序、晁公武书、李焘书、鲜于侃书及鲜于申之书，末附王弼《略例》一卷，后有计用章之序。

南宋时，冯椅《厚斋易学·附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王应麟《玉海·艺文》、元俞琰《读易举要》、胡一桂《周易启蒙翼传·中篇》均著录《周易集解》十卷。

明嘉靖(1522-1566)时，宋季刻本《周易集解》“人间希有存者”，朱睦（木+挈）从李中麓处得此种刻本，并加以校勘付梓。朱氏于嘉靖丁巳冬序称： “是编刻自宋季，人间希有存者。顷岁，予得自李中麓氏，复用校梓以传，欲使圣人之道不致偏滞，而自汉迄唐三十家之言，亦不至埃灭弗闻也。”此本即嘉靖三十六年(1557)聚乐堂四亭氏刊本，书名《易传集解》，后附有王弼撰，唐邢瓙注《略例》一卷。又有上海潘恩序。该书半叶八行，行十八字，注皆低一格，白口，四周双边，版心上方有“聚乐堂”三字，中缝题作《周易集解》够。

万历时明沈士龙、胡震亨同校《秘册汇函》本《易传》十卷，附《易解闲录》一卷，汉郑玄注，明胡震亨辑补。“胡震亨别从赵清常传钞本刊刻。有计用章后序，而无《略例》及鲜于侃与申之两序。又附补郑康成《易注》一卷，似较汲古阁、雅雨堂两刻为佳”。陆心源以胡震亨刊本校影写宋刊本，发现其中有许多错讹之处。如 “卷一‘用九见群龙无道吉也’，胡本作‘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等等。“此外，句之脱落、字之讹谬，更难枚举。凡干宝之‘干’，宋本皆作‘于’。《津逮》、《学津》两本与胡本同，雅雨堂本与宋本多合，惟计用章序亦缺。”又用影宋本加以校勘，称：“胡震亨秘册汇函本虽分卷与自序合，夺误最多”。

明虞山毛氏汲古阁刻《津逮秘书》本《周易集解》十七卷，附陆德明《易释文》一卷、《周易略例》一卷。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有题记和校语。耿文光称：“毛氏《津逮书》所刻《周易集解》有李氏自序，嘉靖丁巳朱睦（木+挈）序。”在毛氏的篡改之下，《周易集解》的篇卷与原本有了一定的出入。

万历(1573-1620)中，又有重刊计用章宋本。明代还有鲍山刊十卷本。

清代汉学复兴，《周易集解》成为学者们了解汉代《易》学的桥梁，所以刊刻研究该书者比比皆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德州卢见曾刊《雅雨堂丛书》，刻入《易传》十七卷。北京图书馆藏有韩应陛校跋并录孙堂校语一本，后附有《周易音义》一卷；又有朱邦衡跋并录惠士奇、惠栋批注一本。卢氏序称：“前明朱氏、胡氏、毛氏刊本流传，然板皆迷失，又多讹字。……为校正讹误，刊以行世，并附宋王伯厚所采《郑氏易》于后，以存古义。”陆心源于《仪顾堂题跋》卷l说： “雅雨堂本与宋本多合，惟计用章序亦缺。”耿文光称：“卢氏校刊是书，前题‘易传’二字，板口刻‘李氏易传’。前有乾隆丙午卢见曾序，次李氏自序，末有庆历甲申计用章后序，依前明朱氏、胡氏、毛氏三本校正刻入《丛书》。”又：“案卢本改一十卷为一十八卷，盖依明本也。”清张海鹏也称：“卢(见曾)得宋庆历间平阳氏刻本校正。”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卷1中所载影写宋刊本有计用章后序，然则卢氏本本有计用章序，盖陆氏所见之本缺略。陆心源又作《李氏易传校》一卷，称：“近时刻本以卢见曾雅雨堂本为最善，惟分卷十七与自序不合。余旧藏抄本十卷，以宋嘉定壬申鲜于(中)[申]之刻本影写，颇有胜卢本处。今以影宋本为正大字正书，而以卢本注于下。”李慈铭《荀学斋日记》：“简庄谓卢刻《周易集解》，惠定宇(栋)臆改百六十余处。如豫卦，集解于‘豫’字皆作‘逸 ’，本避代宗讳，而一概改之，可谓弗思之甚。案集解于‘亨’字皆开‘开’，亦避肃宗讳也，今亦多改为‘亨’。但卢刻‘豫’字经文、《集解》皆缺笔作‘豫 ’，疑惠氏别据一本，与简庄所得影宋写本不同。”胡玉缙言：“‘豫’字缺笔者为宋庆历本，臧镛堂《拜经日记》有‘私改《周易集解》’一条即斥惠本。”

嘉庆三年(1788)孙氏岱南阁刊巾箱本十卷，每条先列李氏《集解》，后列王弼注，又自采汉儒说附于后，补李氏所不及固。同年又有吴县周孝垓校刊，姑苏喜墨斋张遇尧局镌本。该本题《周易集解》，共十七卷，卷首李氏自序“一十卷”改作“一十八卷”。

张海鹏于清嘉庆十年(1805)刊照旷阁《学津讨原》本，该年夏六月跋称：“余初就汲古本校梓，继得兰陵孙观察本，又心葵吴君处假雅雨堂卢氏本，互为参订。……今从卢本，仍刻八十五卷。”

清代又有《古经解汇函》重刻卢氏本。嘉庆丙子(1816)张绍仁校宋本，在该年季冬记称：“此《易传》李氏集解十卷，次第虽不缪于古本，但其中之舛错脱讹，几不可读。黄尧翁近从海宁陈君仲鱼(陈鳇)借来汲古阁毛褒华伯影宋大字本，余因从尧翁转假以校此本。影宋后有王氏略例，胡刻所无，别校于程荣本。”

《周易集解》刊刻次数众多，版本情况复杂，这为我们校雠整理该书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但学者们的刊刻及序跋记文更充分显示了该书应有地位和作用。

李鼎祚的编纂之功

李鼎祚在《周易集解》一书中所表现出来的编纂方法特别精到，其中也反映出许多思想内涵，方法的得体深深影响了后人。

虞、荀为主，汇聚众家

李鼎祚在编纂《周易集解》一书时主要以汇集各家《易》说为主，在适当的地方加入自己的一些意见。其收集之广，在《易》学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李氏自序称：“集虞翻、荀爽三十余家。”《中兴书目》实考察出三十二家：“集子夏、孟喜、京房、马融、荀爽、郑康成、刘表、何晏、宋衷、虞翻、陆绩、干宝、王肃、王弼、姚信、王廙、张璠、向秀、王凯冲、侯果、蜀才、翟玄、韩康伯、刘瓛、何妥、崔憬、沈膦士、氏、崔觐、孔颖达等凡三十余家，附以《九家易》、《乾凿度》凡十七篇。”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同此。明朱睦（木+挈）为《周易集解》作序，又增加伏曼容、焦赣二家够。清朱彝尊著《经义考》虽引有朱序，却在《中兴书目》基础之上考出伏曼容、姚规、朱仰之、彭城蔡景君四家，在《李氏周易集解跋》中又列出张伦一家。至此，除重伏曼容一家，共考出三十八家。最近，潘雨廷考出孔安国、延叔坚两家。刘玉建考出《易轨》一家，并将所考各家以表列出。这样，全书包括李氏本人的注解在内，共有四十二家之多。

与其他集解著作相比，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在编纂上又有很大不同。首先是他不以本人的注解为主。“计全书共集《易》注二千七百余节”，而李氏所加案语一百零八节而已，约占全书《易》注的5%还弱。这充分体现出李鼎祚汇聚众家，以集解为席的编纂特色。

与许多集解著作以自己的评论判断为主轴不同，《周易集解》所录《易》注以虞翻、荀爽为最多，而虞氏之注“独多近一千三百节”，约占全书《易》注的50%，荀氏之注“三百余节”，约占ll%。二家《易》注所占比例如此之重，自然成为全书的核心和主轴。柯劭忞称：“李鼎祚《周易集解》，撰集汉魏以来诸家《易》说，惟采虞氏义最详，几得原书十之七八。故纳甲十二辟卦、旁通之卦、两象《易》之说，尚可寻其门径。”此说是可以信据的。

博采众长，不执己意

在集辑编录中，李鼎祚不是取一舍一，也不是以己之意而横加断说。他以更宽宏的态度广纳众说，即使互有矛盾之处，也适当保留。这就是不执己意的作风。乾隆六十年(1795)卢文弨为李富孙所辑《李氏易解剩义》作序，称：“李氏(鼎祚)之为此书，未尝执己之意，以决择诸家而去取之也。故凡异同之说，往往并载不遗。如《夬》之九五，引荀爽说：苋陆，二菜也。又引虞翻说，谓苋，说也。陆，和睦也。‘既济》之榆，虞翻谓夏祭也，崔憬曰春祭。如此之类，不可以遍举。又如《小过·彖辞》引虞翻说，离为飞鸟，震为音，以‘或指卦象二阳在内，四阴在外，有似飞鸟之象’为俗说矣，乃至《彖传》又引宋衷说，则固虞翻之所斥为俗说者，而亦具载之。若必为一家之言，则所取者转狭，而己之所非，安知不为人之所是?设使由我削之，而遂泯焉，不复传于后世，岂不大可惜乎?”

《小过卦》艮下震上，虞翻认为：“俗说或以卦象二阳在内，四阴在外，有似飞鸟之象，妄矣。”他的主张是：“离为‘飞鸟’，震为‘音’，艮为止。《晋》上之三，离去震在，鸟飞而音止，故‘飞鸟遗之音’。上阴乘阳，故‘不宜上’，下阴顺阳，故‘宜下大吉’。”按虞翻的解说，《晋》为《乾》宫游魂卦，《小过》由《晋》而来。《晋》坤下离上，《说卦》“离为雉”，所以有“离为飞鸟”之说。《小过》内卦为震，《说卦》“震善鸣”，故“震为音”。《说卦》“艮以止之”，“艮，止也”，故“艮为止”。六五以柔乘刚，于义为逆，故“不宜上”。六二承九三，是以阴承阳，于义为顺，故“宜下大吉”。可见他的取象并不是卦画之象，而是源于《说卦》之象，《小过卦》本身不能说明问题时，他便根据京房八宫卦说来引申推导，迂回曲折地从《说卦》引导出卦辞、爻辞所列的物象。李鼎祚于卦辞的解说下引用了虞翻的解说，不过，在《彖辞》下，他又引用虞翻所谓的“俗说”：“宋衷曰：二阳在内，上下各阴，有似飞鸟舒翮之角，故曰‘飞鸟’。” 宋衷之解恰是虞翻所反对的，李道平直言不讳，说：“此即虞君所谓‘俗说’。”李鼎祚于此是不是疏忽呢?看来不是。其一，于虞翻之解不删其评“俗说”之语，又在相近处引用这种“俗说”，这是极易察觉的重复和矛盾，一般学者都可以意识到。其二，李氏著作较为精练，全书引述有四十多家，并无繁杂之感，以其整体建构看，这也不是疏忽所能说明的。因此。我们认为李鼎祚于此是有意安排的。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比较客观地看待各家之说，无门户之见。而以理是从。另一方面，虞翻所批评的“俗说”恰好简洁明了，符合《周易》本身，有理有据，而虞氏本人所解则牵强附会，有穿凿之弊。无疑李鼎祚在主象数时，又力图去其无端的穿凿。后来朱熹作《周易本义》即采用了“俗说”，称：“卦体内实外虚，如鸟之飞。”清《御撰周易折中》亦从之。于此可见一斑。

《序卦》双出，所辑不同

《周易》十翼之一的《序卦》是讲求六十四卦卦序排列的，经过它的论述，将六十四卦组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排除了随意无序的浅近，赋予了经典更深的内涵。既然六十四卦是有序排列，何先何后各有原因，因此在注解每一卦时将《序卦》分散于各卦之前，无疑更能帮助理解《易经》的整体性、系统性。李鼎祚在纂辑《周易集解》时便考虑到了这一点。宋代理学大师程颐对此十分欣赏，在《伊川易传》中沿袭了这一编纂方法。《读易举要》卷4：“崇政殿说书伊川先生河南程颐正叔撰《易传》，止解六十四卦，以序卦分置诸卦之首，盖李鼎祚《集解》亦然。”在两部著名的《易》著的影响和带动下，后世编纂者多沿袭不变。李鼎祚无疑是有创见的。

《序卦》分散于六十四卦之前，环环紧扣本是散布的六十四卦，但它削减了《序卦》本身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自然顾此失彼。为此，李鼎祚不避重复芜杂之嫌，在卷后又将《序卦》单独列出，其魄力确值得钦佩。与程颐《伊川易传》没有将《序卦》完整单独地列在一起相比，李鼎祚的做法自然技高一筹。更为有意义的是李鼎祚对两篇《序卦》集注并不相同，这种方式不仅更多地保存了古注，而且减轻了重复芜杂的成分。

编纂方式新颖，开启后人经书集解的编纂

李鼎祚编集《周易集解》是《易》学编著上的一次创新。他以虞、荀二家为主，罗列众家，简而有要，并无繁称博引、卷帙庞大的毛病，可以说编纂方式是十分完美的。李氏在编纂体例上先列经文，次引诸家注解，一般每条称引一至二家，以避繁芜。李氏自己的注解不多，均以“按”字标出，往往附于众家解说之后。这种在认同前儒注解基础上表述自己《易》学观的编著方式，避免了有意异于人而强作新解之难、之嫌，对于那些态度严谨的学者来说，无疑是最恰当贴切的纂著方式。李鼎祚的编纂方法是一种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同时开启了后人经书编纂的新路，尤其是后人编纂《周易》经解时多有仿效。

东汉末年，郑玄杂糅今古文经学，打破了两汉经学门户之见，于是兼采诸家之长的集解注释方式应运而生。如何晏《论语集解》、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杜预《春秋左传集解》等等均是。这种方式在《易》学上并不太明显。孔颖达《周易正义》中引诸家之说的并不多，以至于“诠释文句，多用空言”。尽管如此，李鼎祚《周易集解》的编纂方法多少是从这里承继而来的。据《崇文总目》记载，阴颢有志于治《易》，阴弘道承其业，“杂采子夏、孟喜等十八家之说，参定其长，合七十二篇”，著成《周易新传疏》十卷，《崇文总目》称其“于《易》有助”。阴弘道。史书无传，《旧唐书·傅仁均传》称“贞观初，有益州人阴弘道”，可知他是唐初人。《新唐书·艺文志·艺类》称：“颢子，临涣令。”阴弘道杂采子夏、孟喜等十八家《易》学而参定其长，著成新书，本身就是一种集解体注释方式，也可看出他在《易》学上喜好两汉象数《易》学，至少不独遵王弼的义理《易》学。这与当时王弼《易》学独行的时代风气颇为不同。李鼎祚与阴弘道同为蜀人，所著《周易集解》博引众家，特别推崇象数《易》学，无疑受到阴弘道《周易新传疏》的启示。

阴弘道之书很快就佚失了，而李鼎祚之书则长期流存，影响渐增。后人对他的编纂方式很感兴趣，于是仿效编著《周易》注解者也不乏其书。同为蜀人的房审权编著《周易义海》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部。《鲒埼亭集外编》卷23《高氏春秋义宗序》称：“诸经笺故既多，必有集大成者出而摭拾之，《周易》则李鼎祚、房审权。”四库馆臣则称：“自唐以来，惟李鼎祚《周易集解》合汉后三十五家之说，略称该备，继之者审权《义海》而已。”

房审权，宋熙宁年间蜀人。他“病谈《易》诸家，或泥阴阳，或拘象数，乃斥去杂学异说，摘取专明人事者百家，上起郑元，下迄王安石编为一集，仍以孔颖达正义冠之。其有异同疑似，则各加评议，附之篇末”。李鼎祚重象数，房审权则重义理，胡一桂称：“《义海》专明人事，则象数之学必非所备矣。”焦竑也说：“主理莫备于房审权，主象莫备于李鼎祚。”其编纂形式与《周易集解》相去不远，只是篇帙相形之下过于重大。正因为如此，李衡对其书作了改编，“经、《系辞》、《说卦》、《序》、《杂》，《集解》凡五，始以家名者百，公(李衡)略其半；以卷计亦百，今十有一。第十二卷《杂论》一，是又创于公手，以补房生之阙者”。李衡又增益了房氏之后所出伊川程颐、东坡苏轼、汉上朱震、龚原四家之说，最终撰成《周易义海撮要》十二卷。《撮要》继承了《集解》简要的特点从而在流传中取得了优秀。宋末元初著名易学家俞琰已称：“房氏百卷之书，则未之见也。”至元修《宋史·艺文志》，已不再登录房氏《义海》一书。胡一桂说：“今《宋志》载《撮要》而不登房生百卷，使湮没无传，亦可惜哉!”

《周易义海》而后，陈李衡《撮要》之外，冯椅《厚斋易学》也是此类著作。“其蒐采亦颇博洽。如王安石、张汝明、张弼、李椿年、李元量、李舜臣、闻邱昕、毛璞、冯时行、兰廷瑞诸家，其全书今皆不传，尚籍是以存梗概”。此外元董真卿《周易会通》乃至明《周易大全》等更是如此。明代好抄撮诸家之书编成一书，在《易》著上同样如此。虽其态度不如前人严谨，但编纂方式多少继承了李鼎祚。《四部丛刊》本《牧斋有学集》卷38《复方密之馆文》即称：“若夫古今学《易》者精微之旨，无过于王辅嗣、韩康伯之流，宋人一往抹杀则过也。纂集之家远则李鼎祚，近则俞琰、熊过，近代之谈《易》者自李卓吾、管东翁之外，时未免为时人讲章兔园册子。”在心学盛行之时，纂集之作也有一席之地。至清代，《周易折中》之类的《易》著，也不免有《周易集解》的气息在里面。清李富孙甚至以诸家之说，未采入集解者尚多，于是查阅群书，搜集遗文剩义，著成《李氏易解剩义》三卷，以补李鼎祚之未及。

保存文献之功值得称道

《周易集解》保存了汉魏至隋唐时期的《易》注，成为了解研究这一段历史时期《易》学发展状况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历代学者从各个角度对李鼎祚保存文献的功劳倍加称赞。首先，从古代《易》学著作的存佚角度看问题，晁公武便对当时所存《易》注加以分析统计，《郡斋读书志》卷1：“《隋书·经籍志》所录《易》类六十九部，予今所有五部而已。关朗《易》不载于目，《乾凿度》自是纬书，焦赣《易林》又属卜筮，子夏书或云张弧伪为。然则《隋志》所录，舍王弼书，皆未得见也。独鼎祚所集诸家之说，时可见其大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均采此说。《四库全书总目》卷1《周易口诀义提要》又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加以审视：“唐以前解《易》之书。《子夏传》既属伪撰，王应麟所辑郑玄注、姚士粦所辑陆绩注，亦非完书，其实存于今者，京房、王弼、孔颖达、李鼎祚四家，及此书而五耳，固好古者所宜宝重也。”

其次，从保存圣贤遗旨，由此考见古《易》的角度考虑，宋计用章《周易集解序》称：“古之能事，亡逸者多矣，后或有惜之者。况此书圣贤之遗旨所存乎?”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42《李氏周易集解跋》：“由唐以前《易》义多轶不传，藉此犹存百一，宜西亭宗正(朱睦（木+挈）)犹之亟以开雕。”《四库全书总目》卷l《周易集解提要》亦称：“盖王学既盛，汉《易》遂亡，千百年后学者，得考见画卦之本旨者，惟此书之存耳。是真可宝之古笈也。”校雠家们对此更有深刻认识。卢文弨说：“汉儒解《易》之书至多今皆不可得见，唯唐资州李氏所著《易》传集解中采取三十余家，后之学者犹得以见其崖略。”卢见曾《周易集解序》也说：“自孔颖达奉诏为《五经正义》，《易》用王氏，而两汉之学亡矣。今幸李氏《易》传尚存。”张海鹏则称：“其解卦异者，家世变正，时来旁通，无义不备。汉人解画卦之宗旨，赖以犹存，诚可宝也。”

归有光对二者均有认识：“唐贞观间始，命诸儒粹章句为义疏，定为一是，于是前世儒者仅存之书，皆不复传。如李氏《易解》后人仅于此见古人传注之一二。”皮锡瑞研究经学历史，同样指出：“惟李鼎祚《周易集解》多存古义，后人得以窥汉《易》之大略，考荀、虞之宗旨，赖有此书。”

如果说宋元人主要是仿效《周易集解》在编撰《易》注的话，那么清代学者则是以补辑和分析众家之注来进一步利用《周易集解》一书研究汉《易》。其中有名的如惠栋《易汉学》、《周易述》以辑补汉《易》为主，张惠言《周易虞氏义》以专研虞翻《易》学为中心。而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更充分利用原书，对汉魏《易》学作了一次全面梳理。林庆炳还对《周易集解》作补笺，成《周易集解补笺》一书，于光绪15年(1889)刻印。

李鼎祚《周易集解》与时代风尚

李鼎祚编纂《周易集解》正处于唐中后期，唐诗、科举的兴盛，《五经正义》的编修，使经学处于衰弱之际。在《易》学上，王弼、韩康伯玄学义理《易》独统天下，两汉象数《易》学几成绝微之热。《周易集解》的编纂与当时经学上少许学者的动向有相近之处，成为经学复兴、时代反动的一个表征，从历史的大背景中仍可看出其更富深意的一面。

经学衰弱

南北朝时，经学出现分野，“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固。自隋统一天下之后，经学也开始走向统一。唐贞观四年(630)，唐太宗为统一儒学，命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贞观十六年(642)《五经正义》修订完成，中再经修改重订，至唐高宗永徽四年(653)颁行天下。此后，《五经正义》的经文、训诂、义疏被规定成为当时惟一的标准，不能有所出入，一字一义不合《正义》，就被斥为“异端邪说”，经学发展受到阻碍。

对《五经正义》进行深入贯彻是当时的科举制度。唐政府采取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其中经学发展最受影响的是明经科。从《新唐书·选举志》的记载来看，当时明经科考试的主要内容有“帖文”和“口试，问大义十条”两项。“帖文”又称“帖经”，相当于今天的填空题，要求举子填写出一段经文中被覆盖的一行或几个字。这种方式完全需要应举者有良好的记忆能力，只要记得牢，也就不存在任何问题，其僵化死板不言而喻。口试大义主要由考官当面访问考生经书大义，后来又发展成为 “墨义”，即以书面形式作答。考察评判考生回答的优良程度是以官方编写认可的经文注解，尤其是孔颖达等编纂的《五经正义》为标准的，它要求考生照章一字不改地回答。因此，口试、墨义同样是对考生记忆能力的大检验，完全扼杀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创造力。由此被社会上有学之士轻视。

与明经科相比，进士科则长盛不衰。明经科只需熟读默记经传及其注释即可中式，进士科重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而录取的名额，明经又远比进士为多，所以进士科比明科困难许多，当时便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唐众科之中，最贵进士科，“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诗赋的兴盛使经学相形见绌，走向衰微。

在经学衰微的年代里出现与众不同，有所创意的新作，其地位自然不言而喻。《新唐书》卷200：“大历时，(啖)助、(赵)匡、(陆)质以《春秋》，施士丐以《诗》，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苣以《礼》，蔡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皆自名其学，而士丐、子陵最卓异。”朱彝尊以“独未及鼎祚”为憾，已将李鼎祚《周易集解》与之并为一类。唐代经学的转变犹以啖助、赵匡、陆质的《春秋》学为重，将李鼎祚与他们并列，也就认可了李氏在《易》学上具有开一代新风的含义。全祖望对此更有深刻认识，他曾考究唐五代时的《易》学成就，将李氏《集解》别列一派，又以保存文献之功而倍加重视。《鲒埼亭集外编》卷23《周易义序》称：“唐人经学最草草，见于史者不过数家，《易》只推蔡广成一人。广成所着《启源》十卷，《外义》三卷，明人《一斋书目》尚列之，而予未之见。其余则阴洪道、陆希声、东乡助、高定诸家，恐皆无存者。其幸得存者，李鼎祚《集解》乃所以辑三十六家之绪言，在唐人说《易》，别为一派。其余则郭京、邢瓙之书，然则文徵《易义》足备正义以后之一种，不可听其无传也。五代则蒲乾贯有《易》学，亦谈象数者。总之关、洛以前，儒林寥略，苟有传者，皆当存之，以备时代，不当苛论于其间。”

在《唐经师从祀议》一文中，全氏更对唐代经学作了全面考察，深入细微，足资参考。其言曰：“唐之经学可谓衰矣，初年尚有河汾教育之余风，能以经术立言，自后诗赋日盛，而经学之衰，日复一日，稍有讲明其际者，不能以中流之一壶挽末俗。然使无此数人，则经学将遂为哑钟，是亦不可不稍存其学派也。……其三百年中有为兼通五经之学者，陆氏而后曰褚无量，曰马怀素，曰王元感，曰元行冲，专门名家之学《三礼》则魏文贞公征，其后有成伯玙，《易》则李鼎祚、蔡广成，《春秋》则啖助、赵匡，《诗》则施士丐，斯数人者，犹能守先圣之绪言以传之后，虽其言未必醇，而不为无功于经言乎。……成氏、李氏、蔡氏、啖氏、赵氏其书尚存，多为后学所采，则亦不可泯其劳矣。”在经学衰微的时代里，少数学者识别精明，眼光深邃，在困难的环境中将经学不断推向前进，他们在经学史上承上启下，其作用自当另眼相待。全祖望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不仅再次将李鼎祚列入啖助、赵匡等开一代学术新风的学者之列，更有力地说明他们在经学发展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以此看待李鼎祚及其《周易集解》方为深切透辟。

象数《易》学式微

唐初孔颖达修撰《周易正义》，他舍弃了两汉象数《易》学，而以王弼、韩康伯的玄学《易》为基础，再加诠释，在官方势力的影响下，一时义理《易》学独揽天下，习学象数《易》学者寥寥无几。宋人赵师秀(紫芝)就有“辅嗣《易》行无汉学，玄晖诗变有唐风”之句。《四库全书总目》卷l《周易正义提要》更评论说： “至颖达等奉诏作疏，始专崇王注，而众说皆废。”然而“《易》道广大，无所不包”，义理《易》学一枝独秀，而舍弃两汉象数《易》学的成果，不免精华与糟粕不辨而有所偏颇。李鼎祚看到了学术上的缺陷，认为象数、义理均含《易》道，不应有所偏滞。在义理《易》学横行的时代，他矫枉难免过正，《周易》集解更多地以象数《易》学的面目出现。《四库全书总目》卷3《周易窥余提要》称：“自唐人以王弼注定为《正义》，于是学《易》者专言名理。惟李鼎祚《集解》不主弼义，博采诸家，以为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而当时经生不能尽从其学。”看来，李鼎祚的努力在当时并未得到广泛认可。

在象数《易》学式微的情况下，李鼎祚敢于独树异旗，别为一派，逆时而动。这看似违背《易》学发展的事，却恰恰推动了《易》学向前发展，人们可以再次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审视象数、义理两大派，各取所长，综合提高。李鼎祚的努力无疑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其《集解》自然独树新风。

历史评价

《周易集解》保存了易汉学的许多文献资料，是考辑唐以前易学的重要参考书。清代汉学家特别重视《周易集解》，把它视为表彰易汉学和批评魏晋玄学之易学的榜样。今天我们研究易汉学也要倚重于此书。

李鼎祚与《周易集解》甲已广为人知，但真正知晓其人生平事迹，其书篇卷流传情况的人却寥寥元几。孟子讲知人论世，从李鼎祚的生平及其书的刊刻流传中更能加深人们对《周易集解》一书的认识。李鼎祚在编纂方法上以集解为主，收录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四十二家《易》注，而以虞翻、荀爽之注为主轴，博采众长，不执己意任意去取。保存了汉魏至隋唐时期一些重要的《易》注，为清人复兴汉代《易》学提供了最原始最可靠的素材。李鼎祚在继承前人基础上所创新的颇富新意、优点突出的编纂方法引来房审权、李衡、程颐等人的效仿，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

李鼎祚在编纂《集解》时虽以集解为本，但他仍以多种方式表述了自己的《易》学观点。他义理、象数兼重，而尤以补辑象数《易》为己任，将编纂工作做得十分完美。就是在义理上，李鼎祚也有独特的表现，他在王弼、韩康伯的路上继续融合《易》、《老》，在郑玄、干宝等以史证《易》的基础上也有所进步。李鼎祚所提出的“圣人之言连环可解。约文申义，须穷指归”，对整体系统地把握儒家经典的深刻内涵仍有指导意义。

李鼎祚在经学衰弱、象数《易》学式微的情况下，敢于创新，在艰难的环境下推动了易学的发展，也为经学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成为那个时代值得珍视的少数几部经学著作之一，从而深深影响了《易》学乃至整个经学的历史。